王赓武：马来族是从华南到台湾到菲律宾，再移到其他南方岛屿
◆王赓武，祖籍江苏泰州，1930年生于印尼泗水，长在马来西亚，南京中央大学肄业，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香港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曾任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5），是李光耀晚年的智囊。
王赓武今年85岁，仍不时用英文发表演讲。其研究领域集中在：唐代至明代中国政治与外交，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外交以及海外华人历史研究。本次讲演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一部分。
最近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反思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长在马来西亚——当时是英属马来亚，里面有不同的马来王国。我长大的地方叫霹雳州，其实是霹雳王国，王国的宗教是伊斯兰教。霹雳王国内的华人占1/3，我长大的地方叫怡保（Ipoh），华人比较多，都来自华南，尤其是客家人，锡矿发展很成功。
中学毕业之后，我到南京中央大学念书。二年级时，内战打到长江，父母把我叫回去。二战之后，英国渐渐退出去，马来亚就成为马来亚联合邦。联合邦9个小王国，再加上槟城和马六甲两个殖民地，就成为马来亚联邦。
新加坡殖民地，本来属于同一个系统，都是英国人管理的。英国人跟马来亚政党领袖们讨论时，马来国王和臣民都不要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华人太多。如果加上新加坡，马来亚华人的比例是48%左右，加上印度人，其他非马来人就超过马来人，所以马来人不要新加坡。英国人也无所谓，你不要它就留着当殖民地。因此马来亚就跟新加坡分开了，但是当时说得还没有那么清楚。我回马来亚重新上大学时，去了新的马来亚大学，是在新加坡建的马来亚大学，就是现在国立新加坡大学前身。
讲那个时期，是因为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关系。这段历史、整个东南亚的历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历史，是值得关注的。
“马来”的来由
我生在印尼的时候，荷兰已经渐渐把所有印尼岛屿统一起来，成为它的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尼有17000个岛，荷兰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是相当费工夫的。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力量还在印度，来东南亚比较晚，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荷兰和英国把整个马来群岛分成两部分，小的部分由英国控制，大的部分由荷兰控制。
东南亚进与退的变化，值得考虑。我先从东南亚的地理和历史说起。
东南亚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复杂。这边大概1/3是大陆，2/3是岛屿，岛屿分5个国家，大陆也是5个国家，现在是10个国家（编者注：其实是11个，还包括东帝汶）。
本来没有东南亚这个名称，二战时英国人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战区，便有了这个名字。之后大家用习惯了，便成为一个新的区域。
二战之后，大陆有越南、泰国、缅甸三大国，有柬埔寨、老挝两小国。缅族是从北打进缅甸的；傣族后来就变成现在的泰族，也是从云南、广西迁入的。
秦汉打到越南去，还立了3个郡，一直到唐朝，1000年里都是由汉人管治。越南人本族、华南的越族、柬埔寨的柬族，他们在语言方面原来有共同处，风俗习惯也有不少相同地方。后来，越南人不停南进，打下占城（今越南中部），也占领了现在柬埔寨东部的一部分。
当时还有一个孟族，现在很少了，基本上被缅族消灭掉了。缅族是大陆从北到南强劲的政治力量。
海上“马来”这个词常见，但是很容易引起误解。马来西亚的“土著”叫马来人，其实他们的背景很复杂，大多数来自马来群岛的不同岛屿。印尼的原始马来人人数则很少。最近人口统计显示，印尼的马来人只有4%，但是，印尼的国语——印尼文，是马来语，跟马来西亚的国语根本是一样的。
这些群岛的民族没有统一称呼。以前资料里都叫“马来族”，来源不清楚，名称也不清楚，但这些多样的民族，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最早他们受印度影响，还信印度婆罗门教、佛教，但是民族来自什么地方，到现在都很有争议。
最初研究的人认为，马来族也是从云南、广西移过来的，比其他族来得早。后来研究的专家又否定了这一说法。现在普遍可以接受的观点认为，马来族是从华南到台湾到菲律宾，再移到其他南方岛屿。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从华南到台湾，到菲律宾，再分散到更远的地方，比如到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到新西兰，都是马来族分散出来的。西部最远一直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马来族的分布非常广，基本上是海洋人，经济上有需要或者碰到灾难的话，他们就上船远去了。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南进
秦汉以前，哪里算中国也是个问题。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包括楚国和吴越、长江流域，境外是百越，现在的华南省市都是越族的地方。汉人分了好几次南进，秦汉走得最远，秦国一直打到现在的越南中部，也算是过去的象郡。秦汉之后有一个南越国，汉武帝把南越也打下来，就成为汉朝的郡县。之后汉人不停地南移，渐渐地把华南地方都汉化了。南方人到现在都自称为“唐人”，不称“汉人”，因为华南是唐朝时候才被汉化的。
秦汉时代从北方来的人，对海洋不感兴趣，到了沿海边界就满足，不再朝南走了。百越有一部分人比较熟悉海洋生活，但他们到底怎么样，没有什么记录。我了解到的是，有一部分朝南移了，有一部分可能去台湾或者菲律宾成为当地土著，其他一部分人到占城、马来半岛也可能。那些留在华南的大多数被汉化，过了好几代之后自称为唐人。
这段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疑问，不是很清楚。总之，唐朝所有南方区域都称为中国，越南也算，但那时候还有区别，广东、广西属于郡县制，越南则是安南都护府，还没有完全被汉化，因此，汉人和土著之间还带有一种殖民地关系。到唐末宋初时，越南乘分裂之机，建立起独立国家。
北宋没办法控制越南，越南渐渐建立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国家，跟中国变成了两个国家的关系。现在所谓东南亚和中国的边界，就是现在的中越边界。这个边界1000年内没有变过。
秦汉之后，中国到了华南的沿海地方，就不再南进了。在海上经商的人，多数来自广东、福建，最有本事、胆子最大的还是闽南人。闽国的时候，泉州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海港，渐渐发展到宋朝就非常了不起。南宋的首都在杭州，泉州到杭州用海路走非常方便，广州反而不方便，所以在贸易、商业发展方面，泉州的地势比广州好。
当时中国外来商人比较多，尤其是马来族、印度各地和波斯、阿拉伯商人。东南亚最富有的一个小国占城（现越南中部），地理位置非常好，所有经商的人都要经过越南中部到东南亚去，从印度洋过来也要经过越南中部。占城的历史很早，马来族占领了占城后，在沿海各处，建立了几个重要的海港。
中国南进，基本上停了1000多年。大陆上有些变化，总的来说是越南独立之后，限制了中国在南方大陆的发展。我们现在谈起中国南进第一期，就是秦汉到唐宋，把整个华南汉化，变成中国的地方，但是没有延伸到别的地方去。
第二期就要谈云南。云南有一些民族渐渐汉化，最早的可能是大理国，受了中国唐朝的影响。大理国当时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不属于中国，元朝蒙古打南宋的时候，从四川西部把大理国打下来，再经过云南贵州，把南宋也打下来。明朝的朱元璋，把云南从蒙古人手里夺来。云南成为中国南方，由境外变成境内，这是五六百年的事情。
第三期是云南以西，也就是西藏各地。西藏现在的边界也是中国南进的一部分。这是最后一期，还在进展中，有不少新的问题。
东南亚的国界与宗教
岭南、云南跟东南亚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云南定了之后，大陆情况有所改变，云南的边界问题、云南和泰族的边界、汉人和傣族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停地在争论中，直到三四十年前才真正搞清楚了。缅甸跟中国的边界，到50年代才最后划清楚。
东南亚边界的形成，第一段就是中越，其他很晚，都是在近50年才划清楚的。古代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基本上靠贸易。华商从五代闽国、南汉开始，就跟东南亚各国港口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开始时人数不多，南宋时人越来越多。
中国人到东南亚比较晚，最早去的是印度人。印度人的贸易关系对整个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文字、语言都有很深的影响，马来群岛最初的主要宗教是印度教和佛教——当时是印度的佛教，不是中国化的佛教。
印度教在东南亚最少有2000年历史，可能先秦时代开始，印度教逐渐深入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甚至是马来半岛。一直到15、16世纪之后，伊斯兰教才慢慢代替了印度教。
为什么印度教和佛教会退让，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因为影响整个东南亚岛国文化传统的改变。进和退很有意思，现在只有巴厘岛有印度教，其他都成为伊斯兰教的地盘了。印度教退让的速度非常快，也不靠战争，不像现在一谈起伊斯兰教就是动武，东南亚伊斯兰教化完全是和平的。
印尼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最多的国家，整个过程不过400年。最早13世纪时，苏门答腊北部已经有少数的伊斯兰教。郑和到爪哇，就遇到一些伊斯兰教徒，还说是从闽粤各省迁移去的。另外，郑和帮助建立的马六甲王国，本来是信印度教的，后来就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教从马六甲王国渐渐地传到其他马来族群。到18世纪，整个马来群岛，除了巴厘岛、菲律宾中部和北部之外，土著民族都信伊斯兰教。
印度自己的佛教，基本上被赶离本国，余下的力量跑到斯里兰卡去，斯里兰卡又把他们的佛教带到缅甸和泰国——本来缅甸、泰国都是印度教影响的区域——由此一直传到柬埔寨、老挝和云南。云南的佛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中国过去的，一部分是从缅甸和泰国过去的。
一直到16世纪，东南亚各地商人活跃，贸易、经济上的关系非常稳定，没什么大的战争，只是些贸易上的小争执。海洋上也有以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洋帝国，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什么了不起的海军势力。
18世纪，东南亚华商的崛起
16世纪后来的势力就是来自西欧。西欧在地中海失败了，被伊斯兰教限制住了贸易范围。整个东亚、南亚富有文明的国家，都跟西欧断绝了直接关系。中亚、西亚、北非，一直到欧洲的东南部都由伊斯兰教控制。
葡萄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不过100万人口，当时仅福建的闽南地域就已经超过200万人口了。葡萄牙人远航到印度洋、东南亚来，西班牙则派哥伦布到美洲，后来又穿过太平洋到现在的菲律宾群岛。
西方人很早就有海战、海军这些概念，中国反而没有。古代罗马帝国打败中东好多国家，是靠地中海的海战。中国到五代（编者注：唐宋之间的北方5个短暂朝代）时，闽国要靠海洋贸易，才建立海运系统，后来慢慢成为海军；宋朝的海军非常强，元朝的蒙古大帝忽必烈汗用宋朝的海军去打日本、爪哇。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舰那么大，比欧洲的要大多了，还比他们早100多年，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海军。但明朝在郑和以后的政策，把他们限制住了，不让他们出去，根本不能跟外国经商，而是靠外国人到中国来，用朝贡制度，到中国来经商。
不久之后，西方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都控制了，基本上所有的港口，从红海、波斯湾、南中国海一直到澳门，所有海上的港口都是被西方海军占据着。
最早在海上打仗的军舰，荷兰的最厉害，英国人是因为打荷兰才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势力扩张到东南亚来，基本上都是想做中国的生意；但是中国不欢迎他们，不让他们来。当时所有的西方商人，都要经过澳门，完全由葡萄牙人垄断。英国人和荷兰人非常懊恼，想尽各种方法跟中国经商。
这个时期的华商数量越来越多，过去因为受明朝和清朝海禁政策影响，人数有限，后来越来越多，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西方殖民者来了之后，就非常欢迎中国人到他们的海港去，帮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尤其闽南人，西班牙人欢迎他们到现在的菲律宾去，荷兰人非常欢迎他们到爪哇去。当时，闽南在海上经商的人非常有经验，他们到远海做生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到明朝末年，闽南的华商借机建立了很多商团，郑成功这个集团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海军，华商的海军最后就变成了反清朝的势力，后来就占领了台湾。虽然清朝也有海禁，但清政府也知道，这个势力太大了，而且能带来很多贸易方面的好处，所以在华南地区，渐渐把政策放松一点。
从17世纪开始，华商到东南亚去的人数越来越多，18世纪有了相当大的影响。18世纪，整个东南亚的所有港口，都有华人团体，荷兰人和英国人利用华商，在港口跟本地居民做小生意，再经过东印度公司，或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势力，直接跟中国通商。
东南亚华人的选择
这种情况下，华人的角色有点复杂。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来说，华商非常有用，他们可以利用华商跟中国经商，当然，不给华商任何政权，只是让他们赚钱。另外一点，对当地土著人来说，中国人地位比他们高，一是西方殖民者看不起当地居民，而且他们也不懂做生意。
这样就建立了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华商要跟本地居民来往，靠土产做生意，同时，他们也要跟荷兰、英国、西班牙的官员进行交涉，才能维持地位，这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所以到现在为止，华商在东南亚的地位依然非常特殊，就是因为当时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很难做，上面不信任，下面又恨他们，矛盾非常深，有几百年了。
二战后，西方殖民地帝国主义退出之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建立起新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籍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华商、华工、华人在这些新型国家的地位，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国解放之后，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其实中华民国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最初的名称是华商、华工，清末民初时，非常重视海外华人，就叫作华侨。基本概念就是，中国人暂时在国外，接受中国官方的保护，也要效忠中国。
国籍的概念也是新的，是采用西方的国际法。在跟西方签的许多条约里，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侨居，那么中国人在他们的地方，也是侨居。虽然很多华侨在外国已生活了好几代，仍是保留中国人的身份，无所谓国籍。
二战之后，问题严重起来。这些新型的国家就会问：你到底是什么国籍？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宣布，当地华人可以选择当中国侨民，回国非常欢迎，若留下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同时也可以选择入其他国籍。
对当时的华侨来讲，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年轻一代，没什么别的选择，既然不会回中国去，留下来入当地国籍，都被认为很自然；但老一辈人就非常伤心，认为中国好像把他们放弃了，失去了与中国的联系。
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中国方面有改变，东南亚方面也有改变。有很多年轻的中学生，就认同中国，回到中国来了，根本不认同当地的政权，不入籍。大部分华人则留在那里。当时有很多其他困难，从大跃进到“文革”，许多海外华人不能回来也不愿意回来，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得已入了籍。然而，当地人不欢迎华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
现在，中国崛起了，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东南亚各国要考虑如何跟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 本文来自《文汇报》2015-08-19副刊栏目，原题为《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王赓武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2015.8.14）》，首发于微信公号“文汇学人”，这里有删节和微调
附录1：中国崛起与新加坡的“华人困境”
在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时候，东南亚将因其独特的历史而面对一些问题。这个区域的华人和华裔为数众多。这些华人有很强的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是公认的。
新加坡便是一个例子——它3/4的人口是华人。中国很关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的发展，和它在区域如何自处。
中国和新加坡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引人注目的。新加坡在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之际，毛泽东和其共产党同僚正处于陷入殊死权力斗争前夕。
数星期后，中共的盟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政变失败后被摧毁，数以万计的华人被杀或逃回中国大陆。中国与印尼因此断绝外交关系25年。
不久后，中国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给中国人带来的浩劫，让任何向中国学习的幻想彻底破灭。
此外，还有其他不可预测的改变。
短短10年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大权在握；中国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李光耀也前往中国拜会毛泽东。随后，情况迅速发展。邓小平前来新加坡；中国也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做出了比人们想象中更大的改变。新加坡和中国的贸易快速增长。冷战很快结束，大家都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了。
东南亚面对数十年来未见的变局：注意力转向中国。区域里祖籍中国的商人又对中国产生兴趣。
邻国对新加坡人口结构的敏感性，使新加坡始终保持警惕，因此非常留意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在更积极争取中国市场的同时，它也密切注意美国与欧盟对中国需求的反应。
中国看来了解新加坡的局限，也对新加坡的许多计划表示感激。2000年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进展时，发展步伐也迅速加快了。
新加坡在中国建立了互惠互利的特别项目。这个华人占大多数的环球都市，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对其他亚细安（编者注：ASEAN即“东盟”）成员国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关注新加坡华人对信心与日俱增的中国有什么反应。新加坡的情况，可能影响区域其他华裔的反应。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加坡华人不会盲目跟随中国。事实上，新加坡华人自国家独立以来的转变是值得注意的。
向中国看齐和不这么做的人之间的区别日益凸显。每一个新世代都有更多新加坡人，具备把本地出生的人凝聚在一起的新加坡认同感。这种新加坡认同感也是多元种族的。但还不肯定的是，这种认同感保留了多少明显的“华人”特质。
事实上，华人社会走向现代化时，会被不同的方向拉扯，不同于一度被认为基本上还是华人特色的看法。
然而，矛盾的是，现代华人社群也可能在生活方式、职业目标、甚至思维过程上变得更加相似，不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
这带来三个问题，而它们可能让新加坡成为未来讨论这个课题的焦点。
首先，在一个有3000万华裔东南亚公民的区域，新加坡占大多数的华人要如何自处？如果他们和其他社群一致，以新加坡人的身份自居，将消除区域的疑虑，但中国却可能感到失望。
不过，这些华人对中国作为超级强国的态度，也可能有所分歧。
新加坡的邻国可能期望新加坡领导人，强迫其华人遵循国家所信奉的多元主义，同时不允许与中国亲密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和文化上的紧张关系的存在。
第二，当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双边争议而与中国对立时，要怎么办？只要这不直接影响新加坡，新加坡便可能通过亚细安的管道，让双方平静下来。
然而，若该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攻击自身的华裔公民，新加坡就可能必须积极维持区域关系的稳定，以免中国像1998年那样，受到海外华侨要求北京向印尼说情的压力。新加坡政府也必须让自身华社了解其行动的原因。
第三关系到中国和任何非亚细安国家的冲突。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将让新加坡感到最担忧。新加坡对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承诺抱有很大期望。
一些新加坡华人可能同情中国。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新加坡就必须更努力展示国家的一贯立场。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加坡可能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决定谁是谁非，公开选边站。
在这三种情境下，新加坡的能力都会受到严厉考验。值得安慰的是，经过了50年的建国历程，在应对一个更自信的中国时，新加坡应该更有把握。亚细安在建立制度化关系以减少矛盾上表现杰出——但区域还是必须在超级强国未来关系中，寻求可持续的平衡。
对中国来说，当它成功建立它可以引以为豪的现代文明时，对大多数华裔都可以产生有利影响。
© 本文来自2015年6月1日《海峡时报》，作者王赓武，这里有删节
附录2：王赓武教授：中国可取儒家人本主义精神
王赓武教授日前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回归孔子”为题发表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他将孔子、儒家学说与大会论坛主题——“新人本主义、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贯穿起来，从历史角度分析人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儒家学说，以及儒家学说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王教授说，中国经济已发展至一个高度，但国内还有大量不平等现象，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也存在不平等，接下来要怎么走才能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这是领导人正积极思考的问题。
他说，孔子的思想包含好些人本主义的经典描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大量吸收源自于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时候，相信他们也感觉到传统中国文化一直包含着人本主义，它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扎根于数千年的历史中。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能否与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衔接起来，这也引发了中国是否要“回归孔子”的讨论。
不过，王教授也指出，儒家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一箩筐的失败经验，以致于它在20世纪被彻底摒弃。从历史的脉络看，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打造强大的封建帝国，法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却没有太大作为，直到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才开始被引入治国之道。
王赓武教授说，当时的儒士认为，国家治理是他们的专属领地，只有他们能帮君王把国家治理好，但其实他们是把自己与普罗大众隔开了，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源。此外，他们也忽略了，不是所有人都对国家治理感兴趣，他们不知道国家在精神层面需要些什么，这导致儒家思想与部分民众产生巨大隔阂。汉朝之后，一直到七八世纪，佛教从印度传至中国，佛教和道教才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精神需要，这是儒家完全做不到的。
“忠”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士要忠于君主，要忠于国家。王教授说，唐朝的统治者意识到“忠”的重要性，于是儒家又重回国家治理体系中，此时的儒家也因为加入道教和佛教的元素而逐渐发生变化。
宋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进一步达到高峰，儒学变得成熟又高深，包含了更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君主建言献策的士大夫都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既为君主提供新想法，也忠诚地提出建设性批评，为国家治理作出贡献。
但进入明朝以后，君主只要求士大夫阶层忠诚地服务，不要他们过多批评或质问，再加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滥用科举制度，形成了精英阶层，儒学因此开始走向衰败，最终在20世纪被彻底摒弃。
王教授说，儒家学说虽然不是一直都成功，但它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治理体系并延续了2000多年，建立了基于自然、道德、人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今天的中国领导阶层也开始意识到，可以从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中吸纳精髓。
鉴于人本主义经过2000多年的渗透已扎根于中国社会，可充分利用当中的优势，为未来的治理作出贡献。
王赓武教授在接受访问时进一步说明，“回归孔子”不是完全接受所有儒家传统，尤其不应接受士大夫阶级的传统，“那是不对的，那完全是过时的”，如果把重点摆在怎么当官，把儒家当作政府的工具或意识形态工具就不对了，好的国家治理是必须听取建设性的批评。
他强调：“孔子是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应该忠于批评，忠于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真正地做个好人。”
过去几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三度与儒家亲近。2013年11月26日，他到山东曲阜考察并到孔子研究院，强调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古为今用，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人文学院与知名哲学家汤一介交谈，了解《儒藏》编纂的情况。去年9月24日，习近平又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谈话。
中共领导人如此强调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一度引起舆论关注。王赓武教授认为，领导人重视儒家，相信是希望社会发展更美好，因为儒家强调以人为本、道德观念、负责任并重视个人修养，“如果大家都能这样，社会当然好多了”。
© 本文来自2015年8月25日《联合早报》，作者沈泽玮